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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近日，一則關于廉價救命藥玩失蹤的新聞鋪天蓋地出現在各大資訊平臺上。事情到底為何如此，該怎樣解決孤藥難求的現狀呢？
　　杭州市蕭山區一名出生不到8個月的嬰兒患上了嬰兒痙攣癥，進入浙江省兒童保健院治療。醫生說，用注射用促皮質素(ACTH)是最有效的治療措施，但醫院沒有這種藥，很多都是病人自己想辦法買藥。本是一盒僅售7.8元的普通藥，在醫院里卻難覓蹤影，黑市上被炒到4000元。記者調查發現，關鍵時刻一些能救命的廉價好用藥在現實中卻成為“孤藥”，廉價救命藥緣何一藥難求？(9月15日《北京晨報》)廉價救命藥紛紛玩失蹤，以至于一藥難求，這是個老生常談的問題，但這個問題至今未能解決。廉價藥從市場上消失，原因固然復雜，但根本原因還是在于“廉價”二字--因為價格低、利潤薄，加上需求量小，藥企無利可圖甚至虧本，于是減少甚至停止生產。譬如，2013年全國各地出現了甲巰咪唑(抗甲狀腺藥物)“藥荒”問題，這種藥每瓶100片，售價僅為1元到2元，平均每片1到2分錢。
　　以前，我國的基本藥物一直實行政府定價，即政府對最高零售價進行限制。這當然是出于好意，意在控制患者的用藥成本，緩解民眾看病貴問題，以體現醫療的公益屬性。但政府定價帶來的突出弊端是一些藥品“降價死”--有些廉價藥的利潤本來就很薄，政府再降價，企業只好停產；有些廉價藥即使沒有降價，但由于原材料等生產成本不斷上漲，依然難以為繼。
　　所以，挽救廉價救命藥，就不得不提高這些藥品的價格，讓藥企有利可圖。這是“兩弊相權取其輕”的選擇--與其讓一些藥品保持超低價而出現“藥荒”，不如讓其適當漲價以保證市場供應，有藥可買，哪怕價格高一些，總比無藥可買要好。
　　正是基于這一思路，國家發改委于去年5月8日宣布，取消283種低價西藥和250種低價中成藥的最高零售限價；繼而，從今年6月1日起，我國絕大部分藥品都取消了政府定價，藥品價格主要由市場競爭形成。取消政府定價可能導致一些藥品價格上漲，但要看到，當某種藥品利潤較為豐厚，必將吸引更多藥企參與生產，在市場競爭機制下，其價格自然會回歸合理水平。比如甲巰咪唑漲到每瓶3到5元，仍然是廉價藥。
　　本質上，政府放開藥品價格，是利用市場“無形之手”挽救廉價救命藥。但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，還有一些低價藥，因是專門治療某種疾病的特效藥，而這種疾病并不常見，藥品的市場需求量很小，即使漲價，藥企獲取的利潤仍然有限，不愿意生產。“無形之手”不能解決的問題，就得靠“有形之手”來解決，對于這些不能靠市場機制生存的廉價藥，政府就得拿出財政補貼支持藥企定點生產，保證市場供應。在這方面其實已有成功的先例：為了解決甲巰咪唑“藥荒”問題，工信部和北京市經信委安排1000多萬元財政資金用于支持藥企技改和生產，至去年1月，甲巰咪唑“藥荒”問題已經解決。
　　一方面通過放開藥品價格，鼓勵藥企生產救命藥并獲得合理利潤；另一方面通過財政補貼，定點生產用量小的廉價藥。前一種是市場手段，發揮“無形之手”的作用，體現了政府對市場的尊重；后一種是行政手段，發揮“有形之手”的作用，體現了政府的責任擔當。只有雙管齊下、兩條腿走路，才能讓廉價救命藥逐步重回市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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