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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6月13日，在一輛中巴車上，一名10歲小學生被人用刀刺傷。經初步調查，犯罪嫌疑人賀某患肺氣腫，曾在一家衛生院住院治療，后因轉院治療及合作醫療報銷等問題與衛生院醫生產生矛盾，并因此對醫院工作人員孔某懷恨在心。于是，賀某尾隨孔某正在讀小學的兒子，在中巴車上對其持刀行兇。多虧中巴司機見義勇為，孩子經搶救，現在總算脫離了生命危險。

　　因為在就醫過程中產生不滿或不理解，就對醫生使用暴力，這種行為已經十分令人發指了，如今居然變本加厲，把無辜的孩子牽扯進來，實在令人無言以對。雖然，這樣一起案例只是孤案，并不足以說明醫患矛盾會因此升級，但這種以孩子為傷害目標的行為，確實有著將醫患沖突帶入另一個歧途的苗頭，不得不引起重視。

　　北京市衛計委主任方來英曾說，醫患之間沒有根本的矛盾，雙方的利益本來是一致的，就是要治好病，但是個別惡性傷醫事件給醫患糾紛戴上了“放大鏡”。這個觀點非常中肯。我們可以看到，幾乎每一次暴力傷醫案件發生，都會在社會上引發不同群體間的爭論，繼而將醫患雙方帶進更大的隔閡之中。所以，對于暴力傷醫事件，不只需要嚴懲，更需要防范。

　　對此，美國的一些做法值得我們學習。在美國也曾有醫鬧，但在美國社會，大鬧醫院得不到任何好結果。一方面媒體對醫鬧只會批評，絲毫不會表達同情；另一方面，面對醫鬧，警察根本不管鬧的理由，會不由分說馬上采取行動。他們的理由非常簡單，因為醫鬧可能會鬧出人命來，不盡快采取行動就是失職。這種非常明確的傾向，使得醫鬧沒有市場，數量非常少。

　　對比起來，我國對醫鬧的態度，總有一些曖昧甚至同情，不但有人站出來為醫鬧尋找諸多悲情因素，仿佛他們有著逼上梁山式的無奈，同時還給他們很多社會關注感。執法部門對于一些早期沖突，也往往采取較為溫和的方法。這樣的氛圍，讓一些患者為了尋求眼球效應，或為了得到更多同情，刻意采取極端的方法來獲得瞬間的存在感，催生出所謂的用生命換取知情權的怪誕邏輯。

　　在賀某殘害孩子的案例中，他顯然經過了深思熟慮，也顯然明白這樣的行為不可能為他換來轉診證明，之所以采取這種極端做法，除了要泄憤，恐怕更大的原因還是要引發社會對他的關注與同情。

　　可見，除了嚴懲傷醫當事人，當前更需要關注和解決的是，如何讓那些傷醫的行為不再從暴行中獲得絲毫的存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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